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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史诗》序:高标逸韵说史诗
类别:黄河书评   来源:荆竹   时间:2019-01-18   浏览次数:391

  一、《西夏史诗》:中国当代经典诗歌作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问精神,皆在杨梓的心灵与诗歌世界里镌刻下了深深之印痕。正是在立足时代背景,根据史诗叙述,展示了民族历史学问拓辟者多姿多彩的人格风貌,突显了各具特色的思想创获、艺术规模与心路历程。也正是立足时代背景,依凭西夏史诗之经典叙述,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十字架前,应当怎样选择“现代”及其“以后”?是以时代为经制,还是以民族为本位?并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之认同与批判——皆意味着对现代的扬弃(涵摄、包举)和对传统的超越(穿透而又生命化传统)——当有怎样的一种价值格度?在此慧心之提挈与难题之追问上,杨梓在着力提挈当代诗坛人文致思之纲脉和心旅,充分展示诗人的人本情怀与思想创获,潜心深掘诗人在史诗构作上的独特路径,其《西夏史诗》是诗人充满青春骚动的人生探寻的一次诗学延伸、沉淀或阶段性小结:
  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自我生命的形而上关怀,也是衡量人的精神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尺,《西夏史诗》蕴含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在社会各界赢得广泛声誉,史诗反映了宏大的西夏历史与诗人对宇宙人生之感悟。《西夏史诗》乃诗史合璧、诗哲交融之典范,既有浓郁的民族诗趣,也有晶莹的中西哲思。显然,此已非诗学层面简单之模拟,而已将外在思辨转化为生机勃勃的眼光与态度,即积淀为有血有肉的情感—审美模态或内在价值定式,故,杨梓能用自己的心灵语言来再创性地叙述西夏历史,并不时道出前辈诗人未曾言说之妙语。因此,我认定杨梓是一位具有永恒价值的中国当代经典诗人,他的《西夏史诗》及其他大多诗歌作品毫不逊色地成为中国当代经典诗歌作品——大家“用那些深思远虑的唯美主义者的术语来说,他就是一个‘永恒的旅伴’”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在当下,杨梓的文学精神,就是引领大家走向未来的一位“永恒的旅伴”。大家即便是在此不谈永恒性的问题,也要坚决地向自己提出长久性的问题,而且肯定地说,杨梓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长久的诗人。一个诗人的生命力之所以长久,主要取决于他的心灵库存,取决于其作品所凝结的精神意蕴与美学情调、内容与形式,对民族乃至世界的审美—学问史发展是否具有动力性。他的长篇诗作《西夏史诗》于  2006 年由学问艺术出版社出版,经历十一年的时间淘洗而再版,就是其明证之一。
  二、《西夏史诗》:已形成多元的学问格局
  大约在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阅读杨梓的《西夏史诗》和稍后阅读他的创作谈《寻找原型》时,就曾为诗人之辐辏与史诗之诠解运思所吸引。西夏,“神秘得充满了诱惑与诗意,悲壮得具备了运用史诗再现的潜质”,它“放射着穿越时空的荣光,透露着树叶上传递的神话和石头里珍藏的传说”。(杨梓:《寻找原型》,《朔方》2004 年第 1 期)这些“寻找”史诗“原型”之描述,恰构成一种庄重的人本诗思意趣,它提撕着杨梓系于史诗之个性与独立性的某种诗性眷注。只要大家阅读《西夏史诗》,诗人之灵魂与时代的、民族的学问传统便一目了然,也便知其作品何以会在读者中引起广泛注目。在《西夏史诗》里,大家随处可见许多鲜活历史生活的灵魂现象,它们表明了被寓意深刻地强调的灵魂过程。诗人对灵魂、无意识、意识、人格结构以及意识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全面呈现。
  人的生命在于创造,艺术的生命也在于创造。杨梓的《西夏史诗》具有前瞻性与超验性,显示出难以估量的永恒价值。杨梓之于西夏历史地域学问以巨大的吸引力,便在于他可能提供着为人们施展一切才情与想象之机会,他成为一些心智者心目中之精神“魔方”。在  1993 年初,《杨梓诗集》公开面世,那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并值得文学界不断予以阐释的经典作品。诗集通过诗歌的意味造型,向人们展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现实世界的某种情绪:怀疑与信心。“怀疑”情绪是一个方面,“信心”却具有持久性,而此一持久性正是来自于诗人自身的思维与情感,以及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诗人对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朦胧诗”成为纯粹自我情感宣泄之载体,沉溺于自我认定之审美理趣与价值理想中,为内心世界之神秘莫测持有相当的保留看法。诗人感到“朦胧诗”体积短小、容纳有限,重新抬头张望自我以外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特别回溯古老西夏历史学问时的喷吐激情,需有一定的诗体长度来吸纳遥之又遥之情思。所以,在 1994  年冬天的一个黄昏,诗人与妻子散步时在旧书摊偶然发现一本毛边未裁的关于西夏史论集,眼前突然一亮:
  原来诗人早就在注视西夏了——那正是《西夏史诗》之萌动与孕育期。如今,要谈再版的这部《西夏史诗》,就是在主体框架上选择了与西夏有关所有事象与物体的一系列颇有意味造型之片段,此片段之组合、剪辑全由叙事主体之心灵体验来决定,心灵体验之节奏、浓缩、层次编织了这些有意味造型之片段,使之成为心理流程之具体显现。故《西夏史诗》此种叙事体,实则在其背后隐匿着某种心理流程,亦可视为“心灵之叙事”。杨梓在这部史诗中围绕着西夏民族历史学问并采取多种艺术视角展现灵魂世界,在建构叙事主体自我之心灵感受层次,自然景观、西夏风情、铁马金戈、战场拼搏,强劲地考验着生命、灵魂、民族、时代,感觉、超验、意志、哲学、语言等,并透视着这些语境的深广与精致。“神啊,请把你的光辉洒满心灵/请让她如雪飘扬/让他们风行古今与八荒/与万事万物一起歌唱/一起舞蹈”。对神灵世界之顶礼膜拜,使诗人常常在情感激流中有一种极其宽广的胸襟意识,心灵感受到西夏古老学问大地上那橐囊作响之足音——“上帝”走来了,而这“上帝”不是其他,正是灵魂之神意。杨梓在心理流程之辗转递进中意识到人的存在必然与价值,这已是对人的自身之认定虔诚之礼赞了。诗人心灵之自由,思想之恒定,使诗的客观叙事与主观感受深入与尽情地得到了表现。诗思毕竟触及了古老的西夏学问之情绪,在中国近古历史学问中期激发灵感、维系才情。诗人睁大灵魂的眼睛,庶几看清了西夏民族学问之精义对当代人类生存与价值认定的巨大而不容忽视的暗示力量。诗人在叙述西夏民族历史学问景观时也在为西夏历史学问的能量而沉醉和感动,也在对历史硝烟沉落之崇尚中感受人类生命之长存与永在。西夏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英灵之生与死虽是生命之两极,但两者只是一墙之隔,相互之转换使接受主体感受到“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吹响梦中惊醒的伤/吹响天堂的一朵朵白雪”。以无限的“消失”来比照,推及有限生命之无限,杨梓在意味的审美法则中截取到自身理念、意识、情感幻化之果实——单纯、生理的人的生与死在宇宙和人类精神之间已变得毫无意义。
  杨梓的这两种个体情思的自我延伸,已使他走出了传统的、固有的美学天地,开始增加主体的自我精神学问容量了。《西夏史诗》至此已不单纯是史诗了,它已形成多元的学问格局。
  三、《西夏史诗》:灵魂与意志精神之体现
  饮水思源,杨梓在丰厚的民族传统学问语境中,既没有按部就班和链条式发展,也没有脱离民族传统学问精神,虽是破“壳”而出,但在意识、灵魂、情感上表征为融合统一,相对于现代学问审美意识,受惠于民族传统学问表现出的划时代的人本精神背景却一目了然。诗人面对这样的学问,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史诗意识与灵魂意志的精神。 “当她们创造了第一个神奇的符号/话语的历史就成为一种纪念/直抵永恒的永恒”。
  真理,一经确立,绝对而永恒,至高无上。这里,一方面,西夏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人的自由天性、本能欲望之矛盾日渐激烈,因着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而建立的史诗模式、审美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意识失去了支撑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的心智更加顾影自怜,杨梓通过《西夏史诗》,在对人们心智的开掘、发现与梳理、规整过程中,越发觉得今天人们的命运虽不掌握在今天人们的手中,但未来的命运之神是谁,无从知晓。历史精神,虽之于过去迸射出重重光彩,灵魂感与生命意识感更为深厚与沉重。
  可以看出,在《西夏史诗》题旨的把握上是要对西夏民族学问作整体性思考,现实世界生存环境中的困惑与迷惘要在传统学问的价值观念系统中去追索摆脱、澄清精神之钥匙。将史诗之根植于古老的西夏学问沃土中,有助于解开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与人类生存之谜。诗人深知西夏学问之根,就是民族传统学问之根,《西夏史诗》之根,就是西夏民族地域学问之根,根不深则叶难茂。
  但要挖掘这个根,需要对西夏民族的重新认知,对自我精神世界重新予以观照,对西夏历史学问精神的结构和学问特质,进行一次重铸与镀亮。故史诗中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每一次隐喻转折、每个意象之叠加、每一个诗的节奏之跳跃都是一件艺术品的独立单元。在每一种语言行为和每一种审美表达方式中大家都能发现一个鲜明的目的论结构。在史诗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叙述中,各个主角都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人物对话都是首尾一贯结构整体之一部分。史诗语词之重音与节奏,人物声音之抑扬顿挫,人的面部表情,人的身体姿态,皆趋于一个共同目的——使人的性格具体化。史诗中的意味造型,凸显诗人之语词以及语像结构之功能。它是以造型、声音、韵律构成的,而这些造型、声音、韵律,正如同戏剧诗体(如普希金《欧根?奥涅金》)作品一样,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西夏史诗》的每一卷中,大家都能够清晰地发现此种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诗趣。亦因此,《西夏史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并一举跃入当代中国诗歌经典之行列。
  四、《西夏史诗》:充满美学生命的宏厚之作
  《西夏史诗》,是以它自身的人本精神之形式存在,在不断地被接受、被掘露、被深化、被延伸着,正是在此意义上,“你把它读完之后,里面所描写的人物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永远不可磨灭地深印在你的记忆里,使你再也忘不了他们。作品的整体掌握住你整个的人,完全渗透在你里面,而作品的局部,却只有在对于整体的关系上,你才觉得是牢记不忘和栩栩如生的。你越是把这样的一部艺术作品仔细诵读,你对它的内在精神的理解和掌握,就越是变得深刻、细致、割裂不断。”(《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94 页)因此,阅读诗歌作品,接受者必须穿越那现实的厚重外壳,必须将那还没有进入现实的非存在者、不在场者带上前来,诗歌艺术就是直接切入那在场与不在场、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神秘,剖析万物究竟如何在其中成为本质的,这正是《西夏史诗》所承担的艺术使命。别林斯基还说:“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的感受力——这才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些,才能够一眼就分清虚假的灵感和真正的灵感,雕琢的堆砌和真实感情的流露,墨守成规的形式之作和充满美学生命的结实之作,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强大的才智,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教养才具有意义和重要性。”(《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 224 页)否则,作为接受者,你即使博古通今,熟知诗学法则,也会闹出“错过大象,却把甲虫当作宝贝”的笑话来。其原因就在于,“在美文学方面,只有当理智和感情完全融洽一致的时候,判断才可能是正确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 224 页)可见,欲要读懂并深入阐释一部像《西夏史诗》这样宏大的作品,就不仅需要具备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而且也“必须与时代并驾齐驱,成为当代常识的占有者”(《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  17—18 页)。如果你只是抱着一种像阅读一部通俗作品一样的心态去阅读宏大深邃的西夏历史学问的史诗作品,那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他扶着犁在后边走,用的却是舞蹈的步伐,致使犁沟七扭八歪。”(《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05 页)所以,按照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要求,作为一个接受者——阐释者,要把审美的接受与历史的接受有机地融合起来,将表象方式转变为运思经验,也就是将诗转变为思,所以这样一种对诗的阐释当然也不是文学或者美学的,而是从思的经验而来的。所以大家认为,与其说有一场思与诗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诗”在聆听着“思”之道说,仅仅靠诗是不足以创建那被遗忘之“存在”的。关键在于接受者、阐释者要具有与诗人同样的审美心理状态,具有时代与民族的使命感和对史诗之钟情。这样,才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与历史的脉搏,准确地把握和洞察历史世界与艺术发展的趋势。
  是为序。
  2017年8月16日于风声楼

  荆竹,本名王金柱,1953年生,宁夏平罗人,祖籍山西灵石。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宁夏日报文艺部编辑、宁夏青年报副总编辑、宁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宁夏文学艺术院院长、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副主席等。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发表论文四百多万字,出版专著《智慧与觉醒》《诗文探美》(合著)、《学术的双峰》《荆竹文艺论评选》等。论著、论文荣获宁夏第五、六届文艺评奖一等奖,宁夏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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